只要前一年赚了钱，我就会觉得第二年理所当然还应该赚得更多。
后来整个日本都这样做了一遍。
我只是比他们早了几年。
这个发现没有让我好受多少。
只是，它让我终于没办法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女孩。
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而已。
……
一九九零年秋天，报纸开始大篇幅报道失业、欠薪和企业倒闭。
我又一次看见了西园寺三个字。
这次是在救济公告上。
西园寺拿出钱，越过已经破产的会社，把一部分欠薪直接发给工人。后来又有人组织起独立劳工互助会，替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接新的项目。
仓库里有人拿着报纸感叹，说西园寺家真有钱。
另一个人说，有钱人偶尔做点善事，也是为了名声。
我坐在旁边吃妻子早上捏的饭团，一直没有接话。
我当然知道西园寺家很有钱。
我更知道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用钱的。
至少，我以前管工厂的时候，从没想过一家已经倒掉的会社还欠着工人工资，与另一个集团有什么关系。
我会说，那是原经营者和银行的问题。
皋月却把手伸了进去。
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了收买人心、接管劳动力，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打算。
大概都有。
她从来不是一个会单纯做好事的人。
可桥洞下面拿到工资的人不会在乎动机。
他们只知道孩子终于有钱去医院，房租可以再交一个月，明天还有地方能够开工。
我看着那份报纸，忽然第一次认真想，如果当年的大阪工厂没有倒，如果我一直坐在常务的位置上，我会变成什么样。
答案大概不会很好。
那几年里，我多半也会跟所有人一样，拿着不断上涨的土地去银行借更多的钱，扩建工厂，增加投资，再把每一次上涨都当成自己判断正确的证明。
等到银行收紧贷款，我手里的摊子只会比大阪那间工厂大得多。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皋月。
她拿走了我的工厂、职位，还有我最想证明给修一看的那点东西。
那时候我恨不得她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却不得不承认，如果那场失败再晚几年发生，我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更大。
这并不会让我感激她。
她算计过我，这件事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可我也终于没办法继续告诉自己，我只是输给了皋月。
那份合同是我签的，扩产是我决定的，外包工厂也是我找的。后来整个东京都犯了一遍相似的错误，我站在旁边看了几年，才终于看清自己当初究竟做了什么。
至于修一……
我低头看了一眼报纸，又想起这些年来一份接一份、“恰好”落到西园寺旗下的工作。
我们谁都没有把这件事说破。
我也不准备现在去问。
只是那一天以后，我忽然不想再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下去了。
这些年我进过工地，待过仓库，跑过配送，也在门店和娱乐场所做过杂活。我以前只觉得自己是在还债，做完这一份，再去下一份。
可如果下一份工作依旧会来，我至少应该弄明白它为什么这样运转。
货为什么会堵在仓库，工地为什么会延期，一个班组真正离不开的是谁，账面上省下来的钱最后又会从什么地方花回去。过去坐在常务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这些东西。
现在有人把它们一件件摆到了我面前。
那就看清楚一点。
我已经输过一次了。
总不能六年过去，再输得和当年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