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河野遇到的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特别。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们会把那几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可站在一九九〇年的东京街头，没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告诉你繁荣已经结束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开始缺钱。
老板开始拖工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着人贷款，工地停下来，仓库里的货越来越久没人提走。
前一年还在讨论下个月买哪块地的人，过几个月以后，已经开始计算手里的现金还能撑多久。
我也是在这种时候，才一点点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恐怕比河野一个人的失败要大得多。
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
合同签错了，钱借多了，生意做亏了，最后房子被收走，公司也归别人。
等我真正站到下面以后，才发现经营没有这么简单。
一间会社倒下，最先消失的当然是老板的钱，可事情不会停在那里。
工资发不出来，熟练工就会离开；材料商拿不到货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跟着缺货；已经做到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新的承包商接手以后还要重新检查、重新组织人手。
原本账面上只差几千万日元，拖上几个月，最后需要填进去的钱可能已经翻了几倍。
裁掉一个人也是一样。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我看到的是人工费减少了多少。
后来真正做过现场，我才知道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离开以后，新来的人要多久才能顶上；一个熟悉仓库位置的班长被辞掉以后，一车货为什么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发出去。
这些东西很少会写进最开始那张削减成本的表格里。
可它们最后都会变成钱。
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会社就不该裁员，也没有觉得经营者应该养着所有人。
生意撑不下去的时候，该砍的地方还是得砍。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看到“削减人工”“关闭工厂”“停止采购”这些词时，会习惯再往后多想一步。
省下来的究竟有多少？
后面又会多花掉多少？
过去的我只会算前一个数字。
我后来去过上野。
高架桥下面住着越来越多失业的人。
他们里面有我认识的工人，也有过去穿西装的人。
有一个男人以前是小建设会社的现场主任，最风光时带着几十个人做项目，手里总夹着一根进口香烟。再见到他时，他用纸箱挡风，脚上那双皮鞋已经裂开了口。
他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
“田中，你运气真好。”
我差点笑出来。
一个破产、负债、住南千住、工资每个月被扣走大半的人，第一次有人说我运气好。
可我想了想，又觉得他说得对。
我确实运气很好。
因为我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破过一次产了。
等所有人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早就在地上。
地上的日子很难过，但至少不会再摔一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能够比较平静地回想大阪工厂。
皋月当然算计过我。
这一点我到今天也不会替她否认。
她知道汇率会出问题，知道那份合同危险，还故意让我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次脱离本家的机会。
可她能做这些，是因为她太了解当年的我。
只要把“独立经营”四个字摆在面前，我就会自己伸手去拿。
只要有人告诉我订单会越来越多，我就敢借更多的钱。
只要银行愿意贷款，我就会把贷款当成别人对我能力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