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架B-29旁边都围着百来号人。他们中有穿着美式卡其布制服的地勤人员，也有穿着粗布短褂、打着赤脚的当地民工。没有现代化的加油车，没有电动泵，没有输油管——只有数个200升的大油桶被撬开盖子，倾斜着架在木马上，黑色的航空汽油像浓稠的墨汁一样分倒进一个个小铁桶里。那些铁桶是临时从成都兵工厂调来的，边缘锋利，表面沾着铁锈和油污，每个装满后重达数十公斤。再通过竹梯——那种四川乡间最常见的、用楠竹和麻绳绑扎的简易梯子——以人力传送将这些小桶送上机翼。竹梯被架在机翼下方，民工们排成一条蜿蜒的人龙，喊着“嘿哟嘿哟“的号子，将小铁桶从地面传递到机翼上方，再由机上的地勤人员接过，对准油箱口灌入。
没有足够的加油设备，只能采取这样最原始的办法解决问题。汗水从民工们的额头上滚落，混着油污滴在滚烫的跑道上，瞬间蒸发成一缕缕白烟。他们的肩膀被铁桶勒出紫红的印痕，手掌被竹梯的毛刺扎破，却没有人停下。一个年轻的地勤兵——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下士——站在机翼上，用生硬的中国话喊着“慢点！慢点！“，同时竖起大拇指。一个五十来岁的四川老汉抬头看了他一眼，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旱烟熏黄的牙齿，然后继续弯腰传递下一桶油。
很快，地勤人员紧张地注视着挂弹完毕、加注满燃油的重型轰炸机一架架再腾飞。炸弹舱里装满了500磅和1000磅的高爆炸弹，引信被小心地旋紧，保险栓被拔掉。领航员们在机头透明的玻璃罩内最后一次核对星图和罗盘，飞行员们检查着仪表盘上密密麻麻的指示灯，引擎启动的轰鸣声从一架传到另一架，像一场逐渐升级的雷鸣，震得机场周围的稻田泛起层层涟漪。
彭山庆祝村，距离太平寺机场约莫三十里地，一群孩童正在一处院坝内玩着骑马杀战的游戏。那是战争年代孩子们最流行的游戏——一个稍大的孩子弯着腰当“马“，背上驮着另一个挥舞着竹剑的“将军“，其余的孩子分成两队，一队喊着“杀呀“冲上来，另一队喊着“顶住“迎上去，竹剑和木棍在空中碰撞，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他们的脸上糊着泥灰，鼻涕挂在嘴角，却笑得无比灿烂，仿佛这血腥的游戏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
忽然，天际传来轰隆隆阵阵巨响。那声音不是雷声，不是炮声，而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像大地深处传来的共鸣。不知所措的孩子们全都停下来，竹剑举在半空，嘴巴张成O形，呆呆望着天。正在“冲锋“的“将军“从“马背“上滑下来，也仰起了头。
田间地头，错过春耕后正在加紧劳作的人们也都放下手上活计。那是些衣衫褴褛的农民，因为战争和征粮而错过了播种的最佳时节，如今只能在酷热的午后抢种晚稻。他们一个个抬头，静止不动地望向异样的天空，手中的锄头还插在泥土里，扁担还压在肩上，蓑衣还披在背上。起初是疑惑和惊愕——那声音太大，太持续，太不像这个世界该有的声响。随即明白过来后——有人喊了一声“美国飞机！去炸东洋人的！“——先爆起赞叹声，跟着是欢呼声。
那赞叹声是压抑的、颤抖的，像一群被压迫太久的人突然看到了一丝光亮；那欢呼声是爆发式的、歇斯底里的，像久旱的土地迎来了暴雨。老人们扔掉了手中的烟袋，双手合十；妇女们抱起了身边的孩子，指着天空；青壮年们挥舞着草帽和锄头，像在为远方的亲人送行。
75架准备妥当的B-29轰炸机黑压压从村子上空掠过。它们已经完成了编组，像一片移动的金属云层，遮蔽了西斜的阳光，在川西平原上投下一片巨大的、缓缓移动的黑影。机身上的星条旗标志在夕阳中闪烁着暗红色的光泽，引擎喷出的尾气在高空凝结成一道道白色的轨迹，像天神用粉笔在灰蓝色的天幕上画下的战书。
依次跟进编组，避开日本人占领的大城市——南京、上海、武汉——从日军雷达的探测盲区向东航行。它们不是孤独的，机群中有领航机、有护航机、有侦察机，像一支精心编排的交响乐团，每一个声部都有自己的位置。它们向着东方飞去，向着东海飞去，向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的心脏飞去。在它们下方，中国的村庄、河流、山脉像一幅被战火蹂躏却又顽强活着的画卷，缓缓展开。而在它们前方，等待着的是夜幕降临后的日本海，是九州岛上空稀疏的防空火力，是八幡钢铁厂高耸的烟囱，以及历史赋予它们的、那个将改变战争走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