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军情局第三处。清晨六点四十分。
魏正宏没睡。
准确地说，他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凌晨三点安眠药才起效，五点半就醒了——不是自然醒，是被梦里一个声音拽起来的。梦里有人在他耳边敲摩斯码，节奏不紧不慢，像在嘲笑他。他惊醒时浑身是汗，枕头湿了一大片。
他坐在床上愣了半分钟，然后起身，洗了把脸，穿上军装。
司机老蔡在楼下等他。车是美制道奇，漆皮剥落，但发动机保养得极好——老蔡是跟着他十几年的老人了，车比老婆还上心。
“处座，今天去哪儿？“老蔡问。
“先去局里。“魏正宏钻进后座，从公文包里抽出那份监听记录，又看了一遍那个备注。“22:52:17，节奏迟滞0.6秒。“
车子驶过台北大桥，淡水河在晨雾里泛着灰绿色的光。桥头的早点摊冒着白气，卖油条和烧饼的老板娘在吆喝。魏正宏看着窗外，脑子里却在翻另一份档案——1947年南京保密局那桩案子，化名“李涛“的年轻人，档案照片上那道眉骨上的疤。
他闭上眼，把两张面孔叠在一起。
一个是在高雄港做蔗糖生意的侨商“沈墨“，戴金丝眼镜，举止文雅，据说茶道极好。另一个是二十出头的地下交通员“李涛“，眼神锐利，审讯时一言不发，被撞破额头后只说了一句“你们迟早要完“。
两张脸。一个人。
“老蔡，走忠孝东路，绕一下。“他突然开口。
“是。“
车子拐了个弯，驶入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一栋日据时期留下的老建筑，灰墙斑驳，门口挂着“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档案处“的牌子。魏正宏下车，走了进去。
他要的不是“海燕“的档案——那个信号源他追了两年，早就知道是高雄方向。他要的是1947年那批被释放人员的完整名单。
档案处的老科员姓洪，六十多岁了，戴老花镜，翻箱倒柜花了四十分钟，才从一间潮得发霉的库房里拖出一只铁皮箱。
“魏处长，您要的这个——“老洪打开箱子，里面是厚厚一摞发黄的卷宗，用麻绳捆着。“1947年南京站的案卷，1949年撤台的时候带过来的。好多人名都是化名，核实不了。“
“我只要一个人。“魏正宏说，“李涛。男，二十岁左右，浙江口音，额头有疤。“
老洪翻了二十分钟，终于抽出一份。
卷宗很薄，只有三页纸。第一页是审讯记录，第二页是照片，第三页是释放审批单——理由是“证据不足，予以释放“，签字的是当时南京站的一个副站长，姓周，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生死不明。
魏正宏盯着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李涛“比档案年龄看起来更小，最多二十出头。穿着一件对襟布衫，头发被汗水浸透了贴在额头上。额角有一道两寸长的伤口，已经结痂，暗红色的。他的眼神——
魏正宏的手指停在照片上。
那双眼睛。冷静。甚至带着一丝嘲讽。被审讯成那样，嘴角居然还微微上翘，像在说“你也就这点本事“。
“老洪，“魏正宏问，“这个李涛，当时释放的时候，有没有登记指纹？“
“有。1947年以后南京站统一要求留指纹的。“
“调出来。“
老洪犹豫了一下：“魏处长，这批指纹卡……当时撤台的时候丢了一批，不一定还在。“
“找。“
老洪叹了口气，又钻进库房。
魏正宏站在档案室里，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切进来，落在那份薄薄的卷宗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1947年那个冬天，他在南京审讯室里，隔着单向玻璃看过这个年轻人。当时他没亲自上手，是手下一个叫马三的特务主审。马三回来汇报说：“这小子骨头硬，但有个细节——他左手食指第二关节有个茧。“
当时魏正宏没在意。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食指有茧，大概率是写字多——学生嘛，或者文书。但此刻他想起来，那个茧的位置——
——不是握笔的位置。
——是握电键的位置。
食指第二关节内侧的茧，是长期操作发报机磨出来的。位置精准，厚度均匀，不是写字能写出来的。
魏正宏的呼吸微微一滞。
“老洪！“他朝库房方向喊了一声，“不用找指纹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在卷宗封面上写了四个字：“高雄。商人。“
然后他抓起卷宗，大步走出档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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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上午九点十五分。
林默涵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办公室里，正在核对一批即将到港的蔗糖提单。
窗外的盐埕区已经开始热闹起来。三轮车夫在街角等客，鱼贩子推着板车叫卖，远处码头传来汽笛声——“中兴号“预计十点半靠岸，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大概是昨夜风大。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白衬衫的领口扣得严严实实，金丝眼镜擦得锃亮。桌上摊着账册、提单、海关申报单，一切看起来都和一个正经生意人没有任何区别。
陈明月端着茶进来，放下杯子，顺手把一叠单据理齐。
“今天来码头的人多。“她低声说，“我刚才在楼下看见两个生面孔，在街对面那家''四海旅社''门口站了快二十分钟了。“
林默涵没抬头：“什么特征？“
“一个穿灰夹克，一个穿蓝布衫。灰夹克那个，左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左手插口袋。不是天冷，高雄的九月还很热。左手插口袋，大概率是在口袋里握着什么。枪，或者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