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三日，处暑。
杭城的气温在这一天忽然降了三度。老街上的梧桐树开始掉第一片叶子，落在笑笑学校门口的传达室屋顶上，没有人看见。
林凡站在陈嘉禾书房窗前，手里捏着苏瑾瑜刚传真过来的文件——四校联合申请省级教育创新示范区试点的预审意见。文件右下角盖着省教育厅的蓝色收件章，章戳日期是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九时十七分。预审意见只有八个字：“材料不齐，请于三日内补正。”
“材料不齐”是官场用语里最微妙的四个字——它不拒绝你，也不答应你。它只是让你等。而林凡最缺的就是时间。
今天是限期整改通知书下达的第十一天，距离开学还有九天。
他放下文件，用指关节抵着太阳穴。活体数据库自动调出了省教育厅过去五年所有“材料不齐”案例的平均处理周期——最短十九天，最长八个月。没有一例是在三天内补正的。这个制度的设计者很清楚：让申请人死在流程里，比直接驳回更干净，更合法，更让人说不出话。
陈嘉禾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书，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她没有看林凡，而是看着窗外那棵银杏树。阳光透过叶片洒在她手背上，斑驳得像旧报纸上的油墨。
“林总，”她忽然开口，“你知道费孝通为什么说‘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吗？”
林凡转头看她。陈嘉禾把书合上，封面朝下扣在桌面上。
“因为熟人之间，规则可以商量。但在陌生人社会里，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商量的余地。省教育厅跟你是陌生人，跟你那四所学校也是陌生人。陌生人的规则里，三天的补正期限就是三天的补正期限，过一天都不行。”
“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陈嘉禾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第三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你需要把‘陌生人’变成‘熟人’。而变熟人的办法，不是送礼，不是托关系，是让他看见你。”
她把档案袋递给林凡。林凡打开，里面是一份手写的名单。名单上列了全省十一个地级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的科长名字、办公室电话、个人履历，以及每个人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口碑评价。字迹是陈嘉禾的——蝇头小楷，每一笔都写得极慢，极稳。
“我在浙江教育系统教了四十年书。这十一个人里，有七个是我的学生。”陈嘉禾重新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的学生不一定会帮我，但他们一定会接我的电话。”
林凡把名单折好放进衬衫口袋。他忽然注意到档案袋底部还有一张发黄的报纸剪报，日期是一九八五年九月十日——第一个教师节。剪报的标题是：“我省首批特级教师名单公布”，陈嘉禾的名字排在第三行。
“陈校长，这份名单您准备了多久？”
陈嘉禾没有回答。她把茶杯放下，转头继续看窗外那棵银杏树。
林凡没有再问。他拿着档案袋走出书房，在走廊里碰到了迎面走来的苏晚晴。苏晚晴手里拎着一个保温袋，里面是她早上熬的绿豆百合汤——处暑这天的杭城老人讲究喝这个，清热解暑，润肺止咳。她把保温袋塞进林凡手里，说：“喝了再走。”
林凡接过来，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汤不甜，但很清。苏晚晴看着他喝完，然后说了一句让他愣在原地的话。
“马校长打电话到家里了。他说三所学校今天下午都到。”
“都到？我还没通知他们——”
“不是你通知的。”苏晚晴拿回空保温杯，用盖子拧紧，“是他们自己来的。”
下午三点，笑笑学校教学楼三楼会议室。
林凡推开门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
马校长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短袖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面前放着一个黑色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叠欠费单——他说这是他们学校六百个学生，一年欠费的账本，他要让省里的人看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是怎么读书的。
蔡校长坐在会议桌对面，手里捏着一瓶矿泉水，没喝。她穿着灰色的确良短袖，头发梳得很整齐，但白发根从发缝里钻出来，像冬天河滩上的芦苇茬子。椅子旁边放着一个布袋子，袋口露出一沓寻人启事——那些留守儿童失踪的家长的照片。
钟校长站在门口，她是最后一个到的。三十七岁，瘦得像一根干竹子，眼眶下陷着两团青黑色。手里拿的不是文件，是一个硬皮笔记本。本子封面上贴着她和十二个自闭症孩子的合照。照片里只有一个孩子在笑，其他的都低着头，不看镜头，也不看任何人。
林凡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三位校长同时转头看他。马校长先开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