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柏特诺一再逼迫，亨特当时电话里直接回怼。那台野战电话被亨特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声音因为愤怒和疲惫而嘶哑，像砂纸摩擦着生锈的铁皮：“阁下要么到北区阵地现场来看看，或者亲自来指挥，不然就闭嘴！仗该怎么打，不要你教！“那番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军官之间虚伪的客套，露出了底下血淋淋的真相。
这番话把柏特诺气了个倒仰，他的脸在电话那头涨得通红，像一颗熟透的番茄，手指把话筒捏得咯咯作响。威胁亨特：“好！很好！你竟敢这样对长官说话！这样下去，你们还靠得住？“那“靠得住“三个字带着一种官僚式的、居高临下的傲慢，像一位地主在质问不听话的长工。所以他气呼呼挂完电话就报告给了史迪威，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亨特的“不服从“和“怯战“。
史迪威虽然明白密支那战事还要拖下去——那是他整个战略棋局的一部分，是他向蒋介石摊牌的筹码——但清楚也得把握好度。拖延不是无限期的，一旦摊牌就得能随时拿下，否则拖延就变成了溃败。所以亲自到前线来看看，像一位精明的商人，要亲自盘点仓库，确认货物是否还在。
经过实地走访，史迪威发现情况确实如亨特所说。他蹲在泥水中，与工兵营的士兵们交谈，看着他们稚嫩的脸庞和颤抖的双手；他爬上一处高地，用望远镜观察日军的阵地，那些隐藏在废墟和丛林中的火力点像毒蛇的巢穴，无处不在；他踩着没过脚踝的泥水，走过被炸毁的桥梁和淹没的道路。工兵营需要积累作战经验，连续大雨把北区道路泡在水中，像一条条浑浊的河流，难以找到合适的推进线路。柏特诺除了逼迫部队进攻外，根本不清楚攻占阵地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哪个该作为优先目标——那位参谋长只关心地图上的箭头，不关心箭头下面有多少尸体。士气低落他该负主要责任，那种“低落“不是士兵们的错，而是指挥官无能的传染。
不过醋乔自有他的一套方法。这会儿，他让警卫员从随身背包里拿出准备好的几枚银星勋章。那背包是帆布制的，上面印着“US ARMY“，警卫员打开时，勋章在绒布盒中闪烁着冷冽的银光，像几颗被精心打磨的星星。就地亲自授予亨特和拉芬等几名表现不错的劫掠者官兵——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军乐队，没有摄影记者，就在这间漏雨的竹屋里，在泥水和霉味中，史迪威将勋章别在亨特沾满泥渍的胸前。
史迪威过去从未给美方部众颁发过任何形式的奖励，甚至口头表扬都吝于表达。他认为美国军人到亚洲服役打好仗是尽本职，无需嘉奖——那种“无需“是一种严苛的、近乎冷酷的信念，像一位清教徒认为美德本身就是回报。看现在这番情形，得给大家好好鼓鼓劲了。他的动作因为不熟练而有些笨拙，别针几次没有对准扣眼，亨特微微低头，配合着他的手势。当银星勋章终于别好，史迪威退后一步，向亨特敬了一个军礼。亨特愣了一下，然后挺直腰板，回以军礼。两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没有言语，却有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默契——那是老兵之间的理解，是对这场荒谬战争的共同忍耐，是在绝境中相互支撑的、最后的信任。
亨特指挥所旁边另一间房内，光线昏暗，只有从木板缝隙中透进来的几缕灰白色的天光。靠坐在墙角的卡达莫刚从家乡的牛排美酒还有风姿招展姑娘们萦绕美梦中醒来。他是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意大利裔青年，原本有着圆润的脸庞和开朗的笑容，如今却被折磨得像根枯瘦树干，颧骨突出，眼窝深陷，脸上的皮肤紧贴着骨头，像一层被晒干的羊皮。他发现自己手中的半截D口粮掉地上了——那是美军配发的巧克力能量棒，已经有些融化，沾满了泥土。赶紧捡起来，用拇指擦了下粘上面的泥土，那泥土是深褐色的，带着血腥和腐殖质的气息。塞嘴里大口嚼食着，牙齿咬碎巧克力时发出嘎吱的声响，像一位在啃食骨头的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