漱泉轩里，崔先生那番“不说帝王”的“大河之论”，如同投入池塘的石子，涟漪在茶客们心中荡漾开去，却并未止于茶馆。很快，这充满隐喻的谈话，被添油加醋地传遍了上元县城，连同那句“不说帝王”，也成了人们私下议论时心照不宣的切口。而“见义惩恶”的匾额下，赵御史的公开理政，也并未因一次挑衅、一番议论而停止，反而在一种奇特的张力中，继续进行着。
状纸依旧在收，案件依旧在审。赵御史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致。他不像某些酷吏，一味追求速决严办，而是不厌其烦地核对田契、税单、鱼鳞图册，甚至亲自或派员下乡，实地勘查田亩，走访佃户邻里。进度不快，但每一桩审结的案件，证据都力求扎实。该蠲免的，他大笔一挥，当堂宣布，引得苦主感激涕零，叩头不止；该追缴罚没的，他限期执行，逾期不交，则派衙役上门，态度强硬，毫不通融。
周家、王家等大户，表面依旧沉寂，暗中却动作频频。除了在府城、省城甚至京城活动，他们也开始利用在地方上的影响力，进行更隐蔽的抵抗。比如，指使依附的商户，暗中提高粮价、盐价，制造市面紧张；又比如，暗中串联，怂恿一些与自家有千丝万缕联系、却又未直接涉案的中小地主和富户，集体向县衙“陈情”，诉苦说新政追缴过严，已影响农事、商贸，恐激起民变；更有甚者，开始有流言蜚语在街头巷尾传播，说赵御史如此“拼命”，实则是想借此捞取政绩，为回京高升铺路，并非真心为民，一旦捞足资本，便会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烂摊子给百姓云云。
这些软刀子，比硬碰硬更难对付。赵御史感受到了压力，来自上司的询问、同僚的“关切”开始增多，审理案件的阻力也在无形中加大，一些原本愿意作证的佃户或小吏，忽然变得言辞闪烁，甚至反口。他知道，这是地方势力在反扑，是那“大河”底下的“淤泥”在搅动。
就在这僵持不下、暗流涌动的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厄，降临到了上元县，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打破了僵局。
时值初夏，江南梅雨连绵。先是城西靠近河汊的一片低洼棚户区，开始有人腹泻、呕吐、发热，起初以为是时气不正，未加在意。不料病情迅速蔓延，不过三五日，那片区域已有数十人病倒，且症状相似，上吐下泻，高热不退，有体弱的老人孩童，已然不治。恐慌像瘟疫本身一样，迅速在县城蔓延。
“是瘟病！是瘟病！” 人们惊恐地奔走相告。官府闻讯，连忙派人封锁了那片区域，禁止人员随意进出，又请了本地几位有名的大夫前去诊治。大夫们诊视后，脸色凝重，确认是“时疫”，但具体是何疫症，如何用药，众说纷纭，开的方子也效果不显，病患依旧在增加，死亡的消息不时传出。
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这疫病是因为赵御史来了之后，“见义惩恶”，惊扰了“地脉”，或是那些被查的“恶户”心怀怨念，暗中“放蛊”所致。谣言一起，人心惶惶，对赵御史和新政的非议之声，也随之甚嚣尘上。周家那边，虽未公开散布此类谣言，但暗中推波助澜，是免不了的。
知县、县丞等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方面怕疫情失控，酿成大祸，乌纱不保；另一方面，又担心赵御史借机发难，斥责他们治理无方。他们一边组织人手，用石灰泼洒病患区域，焚烧病死者的衣物，一边延请更多郎中，甚至从府城请来名医，但疫情仍未见明显好转。
赵御史也心急如焚。新政推行正到关键处，却横生枝节。若疫情失控，不仅前功尽弃，自己更要担上“扰攘地方、引发天灾”的罪名。他亲赴被封锁的区域外围查看，只见低矮潮湿的棚屋连片，污水横流，气味熏人，被隔离的百姓面有菜色，眼神中充满恐惧和绝望。郎中们进进出出，眉头紧锁，显然束手无策。
回到驿馆，赵御史召来本地几位年高德劭的医者询问。一位须发皆白的老郎中颤巍巍道：“御史大人，此疫来势凶猛，邪毒深重。老朽观之，似与往年水患后之疫气不同，倒像是……像是湿热秽浊之气，郁结于卑湿之地，又逢连日阴雨，霉烂滋生，人感其气，从口鼻入，直犯肠胃，故而上吐下泻。寻常清热燥湿之药，恐难奏效，需用猛药，辨证施治，且要防其传变。只是……病患众多，体质不一，恐难周全，且药材……”
老郎中的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这病不好治，人太多，药也不够，搞不好要出大乱子。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驿馆外忽有衙役来报，说有个游方郎中，自称能治此疫，求见御史大人。
“游方郎中？” 赵御史眉头一皱。此时疫病横行，人心惶惶，难免有江湖术士趁机招摇撞骗。但他此刻也是病急乱投医，沉吟片刻，道：“让他进来。”
不多时，衙役引着一人进来。只见此人约莫四十许年纪，身材瘦高，面容清癯，肤色微黑，一双眼睛却极为明亮有神。他穿着半旧不新的青色直裰，洗得发白，背着一个藤条药箱，风尘仆仆，却步履沉稳，气度从容，不似寻常走方郎中那般油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