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日元别涨得太快。
只要银行愿意继续借钱。
只要……只要什么呢？
我曾经把这么多“只要”叠在一起，然后告诉所有人，这叫经营判断。
可人穷的时候，记性会变得很好。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剩下一千多日元。
那天回家以后，我真的想过借钱。
我甚至已经在脑子里算好了。如果借五十万，涨一倍以后还掉本金，剩下的钱足够我们换一间带独立浴室的房子。妻子也不用每天拎着洗漱用品去钱汤。
第二天，我找到债权管理会社的人，问能不能暂缓一个月扣款。
对方翻了翻我的资料。
“理由？”
“家里有急用。”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医院？”
“……不是。”
“那就不行。”
我有些恼火，问他，我挣的是自己的工资，为什么连怎么花都不能决定。
那个人把资料合上，推回桌面。
“田中先生，你要是会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这句话。
当时我觉得那是在羞辱我。
后来才发现，他救了我一次。
……
一九八八年以后，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
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
做过仓库，跑过配送，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也去过车站后场，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
后来有一阵，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当然，是西园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却多得吓人。
星期五晚上，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
喝到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
真的是撒。
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丢给同事，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
店长怕出事，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
那年轻人靠在墙上，脸喝得通红，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钱算什么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
那一张，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把钱一张张捡起来，交给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电车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年大阪工厂的订单顺利完成，如果日元没有升值，如果我仍然是西园寺家的常务，我会不会也觉得钱不过如此。
答案让我不太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