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皋月会出嫁吗？实在是想象不到那丫头嫁人的场景啊……
算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到骂得累了，也就睡着了。
这倒是治好了我时不时失眠的毛病。
……
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
他们有时会问，我以前做过什么。
我的手不像从年轻时便干粗活的人，刚去时连绳结都打不好，搬东西却总爱指挥别人怎么放。
一个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几天，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
我没有解释。
“课长”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
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
两个月后，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
是他把我推开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全都在我签字以后向前走。
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懂他们，因为每年新年会向他们鞠躬，会在夏季慰问时多发一箱啤酒，也会在有人受伤以后让秘书送去果篮。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断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张工伤单送进办公室以后，可以被人变成多少种说法。
操作不当、未按流程、个人疏忽、临时雇员责任自负。
每一种说法都写得通顺，也都有表格可以证明。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只要选中其中一种，坂本一家接下来三个月吃什么，便跟着变了。
我过去大概也签过这样的东西。
我记不起来了。
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努力回想，脑子里出现的却只有总额、比例和月底的损耗率。
我记得大阪工厂每个月人工成本是多少，记得加班费上涨会少掉多少利润，却想不起那些数字后面有没有谁断过手指。
我开始不太敢骂皋月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她。
我只是偶尔会想到，那份合同摆到我面前时，修一问过产能，皋月问过违约金。
我当时觉得他们胆小，觉得真正做生意的人必须敢赌。
如果那张纸决定的只是我的房子和车，我或许还能继续这样想。
可那家工厂停下以后，几百个人同时失去了工资。
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也住进过南千住这样的地方。
……
工地结束是在第二年春天。
最后一笔工资发下来时，债权管理会社先拿走了大半。负责扣款的人告诉我，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好了，在品川的一座仓库，夜班，工资比工地少一点，但可以长期做。
我问他，为什么替我找工作。
他说债主当然希望我活着，死人不会还钱。
这句话很合理。
于是我去了品川。
仓库里堆着成箱的白色T恤，纸箱外侧印着S-Style的字样。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牌子后来会卖到什么程度，只知道负责验货的人对污点和针脚近乎苛刻，一只纸箱里只要抽出两件不合格，整批货都要重新检查。
我站在传送带旁，看着那些从申海运来的衣服一箱箱经过，忽然想起大阪工厂的园艺铲。
当年我说，那只是挖土的东西，美国人不会讲究。
仓库里的年轻检验员却会因为一根多出来的线头，把两百件衣服全部退回去。
我问他，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他反问我，顾客花了三万日元，凭什么替会社接受一根线头。